煮酒读书 || 汉末酒酣悲歌起

中国古代，王公贵族在宾宴、婚娶盛会之时，席间要做木偶戏表演，酒酣之后，奏乐高歌。宴请、婚礼这种喜庆的宴会上，所用的音乐和歌曲也都是喜庆的。但到了东汉后期，自大将军梁商起，画风为之一变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在东汉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 （公元141年），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，于酒阑戏罢，他歌唱了一首挽歌，名叫《薤露》，闻者皆为掩涕。

梁商唱的《薤露》和另一首《蒿里》，当时都是送葬时候唱的挽歌，据史料记载，它们出自于秦末山东的豪士田横，当时田横羞于臣服汉高祖刘邦，自杀而死，他的门人为了纪念他，为之做挽歌，意思是感慨生命之无常和短暂。

《薤露》大概的词意是：“薤上朝露何易晞，露晞明朝还复滋，人死一去何时归。”《蒿里》大概的意思是：“蒿里谁家地，聚敛魂魄无贤愚，鬼伯一何相催促，人命不得少蜘蹰。”至汉武帝时，乐师李延年将其再编曲，在葬礼上使用。送王公贵人时唱《薤露》，送士大夫和庶人时唱《蒿里》，这是挽灵柩者的歌词，当时称之为挽歌。

梁商在东汉当政的外戚里，是有贤名之人，“史有令誉，严谨自持”。但在上巳宴宾之节，他忽然将本来送葬的挽歌，引入喜庆的宴会中，可能来自某种难以名状的预感。

梁商的即兴感慨悲歌，没想到居然演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，到汉灵帝当政时，京城里在请客宴席、婚宴上做木偶戏表演，酒酣之后续以挽歌，成为一种时尚。稍晚，学者应劭认为：在宾宴、婚礼宴席这种原本喜庆之时，唱挽歌绝非吉祥之音，“自灵帝崩后，京师坏灭，户有兼尸，虫而相食”，就是在喜庆宴席上唱挽歌的后果，将挽歌引入喜庆宴席，这是一种末世征兆！但应劭的看法，在当时并不是主流的观点，同时代文治武功皆为的曹操，依然继承了挽歌的传统，以《薤露》《蒿里》之曲做诗，我们现在知道《薤露》《蒿里》的歌词内容，即来自于曹操的《薤露行》和《蒿里行》两首名诗。不过曹操所描述的真的已是非常悲惨的局面了，在《蒿里行》他这样写道：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，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”其时，曹操已经是亲自在战场上厮杀的军人，经历了朝出可能夕不归、随时战死沙场的血火经历，已经没有了应劭那种谶纬迷信。在他看来，生与死全凭天命，跟唱什么歌、喝什么酒毫无关系。他几乎把每一场酒宴都当成生离死别，进而慷慨悲歌，也由此将挽歌转化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“建安风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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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风延至魏晋，名士颜延之酒店裸袒挽歌；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晔夜中酣饮，听挽歌为乐；大诗人陶渊明干脆给自己做了三首挽诗，而且成为了千古名诗，其中有名句为：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大诗人看淡生死，的遗憾是“但恨在世时，饮酒不得足”。

汉末魏晋之际，悲凉的挽歌冲入喜庆的宴席，随后演绎出三国、魏晋长达数百年的离乱。悲惨的现实生活和无奈的慷慨情绪，充盈了那一个时代的文学史。对此段历史往事系统的梳理，来自于宋亚莉博士的大作《东汉晚期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6年出版）。

宋亚莉博士是1982年出生的一位年轻学者，我感到惊奇的是：这位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往事居然有如此刻骨的认识和感受。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年轻学者里难得一见的著作，书中对东汉晚期的时事和诗人风骨有多方面的描述和解读。深夜捧读此书，不得不数次起身煮酒，以平复起伏不定的思绪。